元朝中期，吏部统计的内外官员数目表明:朝官二千零八十九员，其中汉人一干一百五十一员，占百分之五十九点六，京官五百零六员，其中汉人三百五十一员，占百分之六十九点四，外任官一万九千八百九十五员，其中汉人一万四千二百三十六员，占百分之七十一点五。

特别是在各族人民频繁起义之后，蒙、汉各族地主的勾结更为紧密，元朝末年汉族地主扩廓贴木儿、李思齐、张思道等还成为元王朝倚仗的方镇大将、整治起义的大刽子手。在经济上，汉族地主的利益也受到元朝廷的保护和支持。至于四等人中的各族劳动人民，则都受着各族地主的剥削和压迫，有着共同的遭遇和命运，他们对各族地主都展开了反抗斗争。

他们和汉族劳动人民一样，受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，而且还负担着繁重的军役、站役，大量的蒙族人民因而倾家荡产、妻离子散。早在元世祖时期，这种情况就已出现，如至元二年(1265年)“诸王兀鲁带部贫无擎畜者三万七千二百二十四人”。

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发展，元朝中期蒙古平民破产的情况愈为严重，“贫民北来者众”的问题甚为突出。据武宗至大元年(1308年):三月的不完全统计，“北来贫民”竟达“八十六万八千户”之多!仁宗以后，蒙古族诸王所部人民“贫乏”、“乏食”、“讥寒”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。

这些破产的蒙族平民，专田产，卖妻子，有的因债务或其它原因被抑为奴，有的被迫卖身为奴。至元二十八年(1291年)元世祖曾有诏令透露出泉州海舶携带“蒙古男女妇人每(们)”出海，贩往回回、忻都(即印度)等地。成宗大德七年(1303年)元朝廷刑部曾说，有人“往往将蒙古人口贩入番邦博易”。

延枯四年(1317年)七月元仁宗也对臣下说:“比闻蒙古诸部困乏，住往清子女于民家为埠仆”。英宗至治元年(1321年)，大臣拜住告诉英宗:“延枯年间，朔漠大风雪，羊马驼畜尽死，人民流散，以子女驾人为奴婢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少蒙族人民也成为了汉族地主、回族商人的奴埠，如延枯七年(1320年)的一个诏书中说，“回回、汉人、南人典买到蒙古子女为驱”，至治元年十月又有诏书提到“蒙古子女弩为回回、汉人奴者”。可见，在元朝中期，蒙古族平民纷纷破产，甚至沦为奴隶，已经成为当时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。

面对这个局面，元朝统治者为了防止蒙古族平民和奴隶的起义，采取欺骗政策。他们打起“筒民族一家亲”的幌子，假惺惺地说什么“兴王根本之地，其民宜加赈恤”，也实行过一些相应措施。但是，那些所谓“赈恤”的东西，大多为蒙古族地主、官僚和贵族层层克扣，中饱私囊，比如大德二年(1298年)五月，就有“诸王念不列妃扎忽真一诈增所部贫户，冒支钞一万六百余锭”。

纵使那些东西全部发给贫民，也是微不足道，更不能使蒙族人民摆脱贫困，因为只要封建制度还存在，地主阶级还存在，劳动人民就会仍然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，越来越贫困化。当蒙族平民处于贫困之时。

与此同时，元朝统治者又对被“回回、汉人、南人”“典买”为驱奴的蒙族人民，实行“官赎”、“官养”，一再下令各地方官“拘收蒙古子女”，“赎还本部”。并在至治二年(1322年)于元朝中央按军事编制设立“宗仁卫”，所谓“收容”流散逃亡的蒙族平民和奴隶，到至治三年正月，又“以宗仁卫蒙古子女额足万户，命罢收之。”

其实，当时流散逃亡的蒙族人民何止一万户，“命罢收之”只不过表明元朝朝廷根本不可能解决劳动人民(包括蒙族人民)贫困和破产的问题。伴随着“官贩”、“贷钱”、“官赎”、“官养”等欺骗手段，元朝统治者更利用封建国家机器，对流散逃亡的蒙古平民和奴隶，又实行强制的地主阶级手段，用各种方式让他们到原来的蒙族地主贵族的控制之下。

泰定元年(1324年)三月，更严厉规定:“给蒙古流民粮钞，遣还所部。救擅徙者斩，藏匿者杖之。在这里，彻底暴露出元朝统治者弹唱“同民族一家亲”的虚假面目，也清楚表明蒙古族中地主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对立。

但是，无论元朝统治者的欺骗，都阻止不了蒙古族内部阶级矛盾的发展，也，“镇遏”不了蒙古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，反而更加激化了元代社会的基本矛盾。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!在元王朝的封建统治下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蒙古族人民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。

史载，元仁宗皇庆元年(1312年)十一月，“盗”、“贼”、“寇”，都是封建统治者对起义人民的诬称，既说是“群‘盗’”，则这次以阿失答儿为首的蒙族人民起义，具有相当的规模。延祐六年(1319年)七月，晋王也孙铁木儿所部民，经到掠灾伤，为‘盗’者众。救扎鲁忽赤囊加带往，与晋王内史审录，罪囚重者就启晋王诛之，当流配者加等杖之。”

“晋王”也孙铁木儿，就是后来的泰定帝。晋王所辖地区的人民(“所部民”)大一多是蒙古族人民。经过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他们之间内战的到掠，以及大风雪的灾伤之后，广大人民更加贫困，纷纷起来斗争。“为‘盗’者众”的记载，透露出参加起义的蒙族人民是相当多的。仁宗派出了专管刑律的“宗正府”“扎鲁忽赤”囊加带会同晋王的官员加以压制。

蒙古贵族不是一再叫喊什么“兴王根本之地，其民宜加赈恤”吗?然而，他们对起义的蒙族人民竭尽残酷压制的能事，实行“捕”、“擒”、“流配”、“刑杖”杀害，乃至“支解”!这就是元朝统治者的“仁政”。在这里，我们清楚地看到蒙古族地主贵族的狰狞嘴脸和本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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